六年前，徐静波先生第一次到我家来采访我，他拿出一张1997年，在我的国会办公室里与我拍的一张照片，我才知道，我们的友谊其实已经有了十几年。他与其他的外国人记者不同，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很会照顾到我的心境与情绪，因此，也让我可以敞开胸怀与他谈了我为什么当上首相，后来为什么最后辞职，为什么在阪神大地震发生时一概不知等等一些自豪和心酸的事情。

　　下一秒，这只巨大的鸟就展开了翅膀，巨大的翼展一下撑满了房间。一股禽类特有的恶臭朝我扑面而来。其他鸟被吓的到处乱跳，乱叫。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