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徐静波先生第一次到我家来采访我，他拿出一张1997年，在我的国会办公室里与我拍的一张照片，我才知道，我们的友谊其实已经有了十几年。他与其他的外国人记者不同，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很会照顾到我的心境与情绪，因此，也让我可以敞开胸怀与他谈了我为什么当上首相，后来为什么最后辞职，为什么在阪神大地震发生时一概不知等等一些自豪和心酸的事情。

　　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自己还要多活几天才八十，诺斯却先走了。他享年九十五。朋友问我会不会为诺斯写悼文，我说会的，因为他欠着我，我欠着他，是两笔不可用金钱量度的账，不能加加减减处理，这里由我说清楚对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有点帮助。深知我和诺斯的以往关系的还有几位健在，说错了他们还有机会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