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徐静波先生第一次到我家来采访我，他拿出一张1997年，在我的国会办公室里与我拍的一张照片，我才知道，我们的友谊其实已经有了十几年。他与其他的外国人记者不同，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很会照顾到我的心境与情绪，因此，也让我可以敞开胸怀与他谈了我为什么当上首相，后来为什么最后辞职，为什么在阪神大地震发生时一概不知等等一些自豪和心酸的事情。

　　宋徽宗应很容易洞察出《清》卷背后委婉的劝诫之意，但其之后的金元明13家14篇跋文，在他们为《清》卷题写跋文的近500年间，记录了古人认知《清》卷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即从金人的基本定论到元人的认识转折，再到明人鲜明对立的结论。

　　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最近为伦敦雾霾史写了本“传记”《伦敦雾》(LondonFog)，她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在梳理伦敦污染史和抗霾史的同时，更将社历史和丰富的古怪轶闻结合起来。尽管伦敦早已甩掉了“雾都”的帽子，但雾霾不仅悄悄潜入了英国人的家里和身体里，也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正如狄更斯著名的《呼啸山庄》里一样——它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小在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