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垦令》一章里说，“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酤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意思是：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们的本钱十倍。这样一来，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百姓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百姓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百姓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应该说，他的这个政策是比较有效的，只是让老百姓喝不到便宜酒，实在太苛刻了一点。

　　报道中，专家提出借鉴国外的黄牌警告举措。其实，无论监管手段如何改良，最为重要的还是监管者本身，能否秉持为消费者权益提供更好制度环境的服务心态，而不能轻易地倒下企业一方，以各种理由纵容其继续为恶，同时也辜负了自身的应尽职责。让一年十六次抽检不合格的奶粉生产企业，接受其应有的法律问责，甚至被驱逐出市场，这才是该有的监管立场，也才不会让乳业重蹈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