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

　　在《聂隐娘》中，导演试图还原一个唐诗中的世界，用语码的概念进行解释，应当也是合理的。如同以上的分析，簪花，画眉，葡萄，牡丹，虚实相生，点染结合，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都有语码的作用。“敲响一个键钮，能够引起一大片联想。”影片的完整气韵是要依托于这种联想的。就像片中反复出现的铜镜，镜中的影像和真实的青鸾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圆满的图景。当然，好的作品都有千百种解读，但是无论如何，观者需要思考。影片期望观者调动自身的经验与想象，就像读诗，翻一页，需要停一停，想一想，才能真正内化。缓慢的镜头移动，一方面是为观众理清故事脉络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为这种调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从1996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金马奖成为两岸三地影人的奖项。在大陆电影市场奔腾向钱的背景下，这个奖项更显得意味深长，它不足以比较各地电影工业发展，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