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最近为伦敦雾霾史写了本“传记”《伦敦雾》(LondonFog)，她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在梳理伦敦污染史和抗霾史的同时，更将社历史和丰富的古怪轶闻结合起来。尽管伦敦早已甩掉了“雾都”的帽子，但雾霾不仅悄悄潜入了英国人的家里和身体里，也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正如狄更斯著名的《呼啸山庄》里一样——它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小在的元素。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试想：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利率大幅走高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实体经济是否会被彻底扼杀？我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愿望是否会落空？中国经济是否继续“去实业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日本，在加入之后恰恰就是这样的结果。也正因为“机制性去工业化、去实业化”的态势不可逆转，于是日本希望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但事与愿违，美国这个全球金融帝国的这个“卧榻之侧”根本“不容他人鼾睡”。日本实体经济的垮台，正是日本“失去年”的关键所在。那我们中国今天是不是也要步日本之后尘？

　　或许有人不放心，人人利己，遇到外敌入侵，谁还会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呢？遭遇不测，不是没有人舍身救人了？答案是：承认并尊重利己天性的社会，一定是分工和专业化深化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也一定是重视契约关系并且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有专业的军队冒死杀敌，有专业的救护人员舍身救人。每个人都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契约责任，也是最有效的实现公众利益的方式。这正是现代化国家鼓励民众捐钱捐物，但是不鼓励民兵上战场杀敌，也不鼓励一般民众到第一线参与抗害救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