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

　　我的好朋友尝试跟幼儿园老师沟通，希望能够允许她的女儿可以关上门使用厕所，她的请求当然被幼儿园一口回绝，理由还是为了孩子的安全。既然不能改变幼儿园的规则，我的好朋友就回过头来跟自己的女儿交谈，她把这个事件转换成了一个黄金可教时刻，利用这个事件让她的女儿学习了解到，人们在个人问题上有不同的价值观。她对自己的女儿说：“使用厕所时必须开着门，是你们幼儿园的规定，因此，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必须遵守幼儿园的规则，开着门用厕所。但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是要关上门用厕所的，这是咱们家的习惯和要求，因此，当你在家里用厕所的时候就要关上门。”

　　月工作的继续忙乱，并不影响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切刻板如常，似乎永远不会逸出它的轨道——我自己从来不敢给它任何逸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