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词家身份之尴尬，可见一斑。然而本书编者陈乐融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作词家凭借着一股“自律”和“自负”，皆能在大众心灵与市场定位间反复叩问，慧黠地穿梭于旋律和文字两端。

　　后来，司马懿见了诸葛亮的使者，只字不提两国交兵之事，只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以及日常处理事务情况。看起来好像挺关心老朋友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使者说：“丞相早起晚睡，吃的少，凡是处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司马懿断定诸葛亮将不久于人世，因此，更加坚定“拖”字诀，现在你诸葛亮想快刀斩乱麻，我就拖死你，让你尝尝煎熬的滋味。轻音乐放起来，慢三步舞起来，你弹琴，我跳舞，各玩各的，看谁能笑到最后？想到这里，司马懿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