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词家身份之尴尬，可见一斑。然而本书编者陈乐融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作词家凭借着一股“自律”和“自负”，皆能在大众心灵与市场定位间反复叩问，慧黠地穿梭于旋律和文字两端。

　　就这样做了三年，密大的师生们也投诉了三年，终于有一天，他想通了，自己这一生还是必须写作，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写作，毋宁死。他给上司写了份辞职报告，报告末尾这样写道：“我也知道，只要我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命运就免不了听有钱人使唤，但至少我以后不用再面对那些为了两分钱邮票就对我呼三喝四的人。”离开邮局后，福克纳去了欧洲，此后连续写出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其意识流和多角度叙述手法，引得各国作家竞相模仿，年后，也即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们是探索这种结合取得成功经验，且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票房价值所检验了的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的成功，固然有很多因素，但一个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最终成就了他们，这英雄情节以一股巨大的推力促使着他们书写革命史上鸿篇巨制传奇，留下了一组又一组生动的感人的艺术形象。与其说他们在把控着一种类型片，与其说他们在把控着一种艺术风格，不如说他们在坚持着一种政治定力。如今坚持这种政治定力是要遭到某些势力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