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建议他去密大当邮差，他倒也听话，于是他又回到密西西比大学，表面上整天分拣信件，收发报刊，当然也卖邮票，两分钱一枚，而内心深处时时都在思索，自己到底该做什么。那邮局简直成了他的玩物，高兴时就开门，一旦想喝酒或打球，就关门扬长而去，师生们订的报刊，更是成为自家兄弟们的读物，基本上不按时送达，至于那些免费附送的小广告，全都塞进垃圾桶。

　　可怜的人必定有可悲之处，当女人们都开始为做贤妻良母而奋斗时，婚姻的潜在危机就开始侵袭了，不是这个社会的人进步了男人的责任退步了，而是女人先学会寻找自己再学会怎样经营婚姻家庭更实际。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