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不能问她是否别来无恙，否则，她会絮絮叨叨地说，自己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也不能问她的孩子学习怎么样，否则，她会长吁短叹地说，孩子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眼狼”，不好好学习，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是个十足的败家子，我们更不能和她谈论社会百态，否则，她会愤世嫉俗，感慨万千，最后来个慷慨陈词，而且没完没了。她总是对那些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她看不惯某些领导结党营私，说她看不起某些人对领导溜须拍马，说她看不惯物价上涨，房价飞天，说她看不惯老师明目张胆地有偿补课。说着说着，萱总会习惯性地泪水涟涟。总之，萱似乎看不惯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萱要讽刺挖苦的现象太多太多，要口诛笔伐的丑恶也太多太多。

　　母亲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建议他去密大当邮差，他倒也听话，于是他又回到密西西比大学，表面上整天分拣信件，收发报刊，当然也卖邮票，两分钱一枚，而内心深处时时都在思索，自己到底该做什么。那邮局简直成了他的玩物，高兴时就开门，一旦想喝酒或打球，就关门扬长而去，师生们订的报刊，更是成为自家兄弟们的读物，基本上不按时送达，至于那些免费附送的小广告，全都塞进垃圾桶。

　　六年前，徐静波先生第一次到我家来采访我，他拿出一张1997年，在我的国会办公室里与我拍的一张照片，我才知道，我们的友谊其实已经有了十几年。他与其他的外国人记者不同，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很会照顾到我的心境与情绪，因此，也让我可以敞开胸怀与他谈了我为什么当上首相，后来为什么最后辞职，为什么在阪神大地震发生时一概不知等等一些自豪和心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