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不能问她是否别来无恙，否则，她会絮絮叨叨地说，自己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也不能问她的孩子学习怎么样，否则，她会长吁短叹地说，孩子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眼狼”，不好好学习，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是个十足的败家子，我们更不能和她谈论社会百态，否则，她会愤世嫉俗，感慨万千，最后来个慷慨陈词，而且没完没了。她总是对那些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她看不惯某些领导结党营私，说她看不起某些人对领导溜须拍马，说她看不惯物价上涨，房价飞天，说她看不惯老师明目张胆地有偿补课。说着说着，萱总会习惯性地泪水涟涟。总之，萱似乎看不惯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萱要讽刺挖苦的现象太多太多，要口诛笔伐的丑恶也太多太多。

　　那时候鸟很多，有麻雀、喜鹊、斑鸠、八哥、老鹰，以及叫不出名字的各种鸟。春天的时候，扒开房瓦，一窝一窝的麻雀蛋。在这些鸟中，我唯一没有抓过的是老鹰的蛋。那个喜鹊把窝建在很高很大的树上，但我们也能爬上去。但是喜鹊很厉害呢，你都走很远了，它还趁你不注意追来啄你一嘴。我的头顶上，至今还有被喜鹊啄过的伤疤。再后来，我的家乡很多鸟都没有了，没有了麻雀，没有了喜鹊，没有了八哥……这些年，每次回老家，我都无限自责伤感。心想，“大公无私”的后果何止是民不聊生，连鸟儿都要跟着遭殃！

　　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