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自己还要多活几天才八十，诺斯却先走了。他享年九十五。朋友问我会不会为诺斯写悼文，我说会的，因为他欠着我，我欠着他，是两笔不可用金钱量度的账，不能加加减减处理，这里由我说清楚对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有点帮助。深知我和诺斯的以往关系的还有几位健在，说错了他们还有机会纠正。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试想：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利率大幅走高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实体经济是否会被彻底扼杀？我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愿望是否会落空？中国经济是否继续“去实业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日本，在加入之后恰恰就是这样的结果。也正因为“机制性去工业化、去实业化”的态势不可逆转，于是日本希望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但事与愿违，美国这个全球金融帝国的这个“卧榻之侧”根本“不容他人鼾睡”。日本实体经济的垮台，正是日本“失去年”的关键所在。那我们中国今天是不是也要步日本之后尘？

　　就这样做了三年，密大的师生们也投诉了三年，终于有一天，他想通了，自己这一生还是必须写作，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写作，毋宁死。他给上司写了份辞职报告，报告末尾这样写道：“我也知道，只要我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命运就免不了听有钱人使唤，但至少我以后不用再面对那些为了两分钱邮票就对我呼三喝四的人。”离开邮局后，福克纳去了欧洲，此后连续写出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其意识流和多角度叙述手法，引得各国作家竞相模仿，年后，也即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