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七年写博客，记录下三年高中四年大学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

　　在这本书的《垦令》一章里说，“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酤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意思是：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们的本钱十倍。这样一来，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百姓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百姓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百姓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应该说，他的这个政策是比较有效的，只是让老百姓喝不到便宜酒，实在太苛刻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