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旧闻录之回芽蚕豆》，字，未发。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

　　就这样做了三年，密大的师生们也投诉了三年，终于有一天，他想通了，自己这一生还是必须写作，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写作，毋宁死。他给上司写了份辞职报告，报告末尾这样写道：“我也知道，只要我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命运就免不了听有钱人使唤，但至少我以后不用再面对那些为了两分钱邮票就对我呼三喝四的人。”离开邮局后，福克纳去了欧洲，此后连续写出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其意识流和多角度叙述手法，引得各国作家竞相模仿，年后，也即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