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中，专家提出借鉴国外的黄牌警告举措。其实，无论监管手段如何改良，最为重要的还是监管者本身，能否秉持为消费者权益提供更好制度环境的服务心态，而不能轻易地倒下企业一方，以各种理由纵容其继续为恶，同时也辜负了自身的应尽职责。让一年十六次抽检不合格的奶粉生产企业，接受其应有的法律问责，甚至被驱逐出市场，这才是该有的监管立场，也才不会让乳业重蹈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覆辙。

　　一项运动在国外的职业化程度高低可以用运动员的工资水平来衡量，足球、篮球、棒球、橄榄球、网球、冰球、板球、高尔夫球、赛车和拳击这几项绝对名列前茅，体育界大部分百万富翁都来自这几个项目。相比之下，乒乓球、羽毛球、排球、体操、游泳、跳水、击剑、摔跤、射击、射箭和举重等项目则相对较差，同样级别的运动员挣的钱比前一类要少好几个数量级，在国外基本上处于业余状态。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