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做了三年，密大的师生们也投诉了三年，终于有一天，他想通了，自己这一生还是必须写作，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写作，毋宁死。他给上司写了份辞职报告，报告末尾这样写道：“我也知道，只要我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命运就免不了听有钱人使唤，但至少我以后不用再面对那些为了两分钱邮票就对我呼三喝四的人。”离开邮局后，福克纳去了欧洲，此后连续写出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其意识流和多角度叙述手法，引得各国作家竞相模仿，年后，也即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奖。

　　在这本书的《垦令》一章里说，“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酤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意思是：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们的本钱十倍。这样一来，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百姓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百姓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百姓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应该说，他的这个政策是比较有效的，只是让老百姓喝不到便宜酒，实在太苛刻了一点。